他认为重要的在于导欲节欲，而不在无欲去欲。
（《道德经》第二十七章）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，在中国古代，品题人物、评骘人物成为了人们普遍热衷的做法能够寄希望于未来，后生可畏，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。
他经得起考验，扛得住打击，道路越是坎坷崎岖，步伐越是稳健从容，打击越是频繁沉重，斗志越是高昂激越，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相较于《述而》篇侧重于教育宗旨与方法，本篇的重点，乃是孔子的自我勉励与警示。面对挑战，能坦然接受，面对挫折，能矢志不移。由此可见，在孔子那里，坚定立场与博采兼容并不矛盾，坚持信念与择善而从并不对立。他也欣然表示以拥有形而下的技艺为光荣，吾何执？执御乎？执射乎？吾不试，故艺。
这也就是孟子所宣称的如欲平治天下，当今之世，舍我其谁也伟大使命感。有勇气，乃可担当责任，一往无前。可见，所谓「大义」，犹今人所谓「普世价值」。
] 今详典籍所载，不难考见孔子欲效法汤以七十里、文王以百里而王，则孔子不独自居「素王」，且欲为「真王」也。昭公取同姓，不忍斥其恶。]可见，汉人视孔子为「素王」，其义盖取诸此，即玄圣而处下也。]其说稍不同，亦以「微言」与「大义」不同。
[参见曾亦、郭晓东，《春秋公羊学史》下册，上海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7，页972—974。然孔子毕竟不过「素王」，则只能借助君权来行道，而后世自不可能再出现类似孔子的圣人，而只有作为对孔子之道的诠释者，监督时君对道的施行，并约束君权的恣肆妄为。
]诸说皆深明孔子欲得国自王之意也。又，孔子当晚周衰敝之世，欲拨乱反正，遂损周文而益殷质，然有德而无位，乃托《春秋》以明制作本意，欲垂法于后世，此为「素王改制」之说，乃「微言」之第三义。其实，「大义」既可泛言，又可狭言。且观孔子见沮于齐晏婴与楚子西，可见时人颇洞见孔子之志，以其对孔子门派的警觉。
]《盐铁论?褒贤篇》引《论语》亦云：「庶几成汤、文、武之功。[汉人尊孔子，不过以为「素王」而已，后儒有所疑者，则不过以「素王」非孔子自号，而系汉儒所尊崇耳，非谓孔子作《春秋》不为「素王」之业也。]孔氏盖以《春秋》之义为一，即正名分、诛乱贼也。《书》曰：「文王受命惟中身。
遑论自汉以后，随着大一统王朝的稳固，以及儒家取「得君行道」的政治姿态，学者多讳言此说。周室将亡，圣人不作，故曰「孰为来哉」，又曰「吾道穷矣」。
]康有为则曰：「岂徒哉，言必用我也。孔子又于当世大人，颇加褒讥贬绝之法，然以避祸容身之计，遂不得不为「微言」以深讳其罪也。
今考《春秋》《礼》《论语》所载孔子改制，不过惩于周制之崩坏，乃损周文而益殷质，至于折衷虞、夏、殷、周四代古制，以成「一王之法」也。清刘逢禄尝有论曰：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，子欲往，曰：「夫召我者，而岂徒哉？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？」弗扰为阳虎之党，夫子不见阳虎，而欲往公山，何也？曰：夫子未尝恕公山也。泛言者，司马迁称《春秋》「文成数万，其旨数千」，皆「大义」也。[杜预、孔颖达，《春秋左传正义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0，页29。其后两千年间，儒士于时君多采取合作态度，其缘由正在于此。盖魏晋以降，君权恣肆，教权微弱，故孔子以素衣之身而窃取立法之权，立「一王之法」，赏善罚恶，「贬天子，退诸侯，讨大夫」，实有僭君权之嫌。
故戊戌间，清廷下旨删除《孔子改制考》书中「孔子改制称王」字样，而康氏则上疏自陈，且有意混淆孔子为「素王」与历代帝王尊孔子为王，如唐人始谥孔子为「文宣王」之类，且又谓王乃臣爵，如亲王、郡王之类，诸如此说，适见康氏之用心有不可问处也。故客虽不言，而「周公可谓能听微言矣」。
」[朱熹，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页111。[苏舆，《春秋繁露义证》卷1，页10—13。
至此，孔子「素王」之志，遂因汉帝尊儒而成万世之业矣。太平则凤鸟至，河出图矣。
孔子为「素王」之说，盖由《公羊传》对「西狩获麟」的解释而来。]可见孔子制法，本欲自试，或假君权以行道耳。若《春秋》明君父之恩，痛弑逆之祸，表臣子之忠直，录外大恶而详内小恶等，诸如此类，无不可秉笔直书，则为「大义」所寄焉。]康氏可谓深知孔子之志者，故惜孔子未早往，或以弗扰诚意不足，亦非辅士之伦，则孔子似未嫌弗扰为叛臣，唯以其「非吾徒」，故迁延未果耳。
是故孔子曰：「知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。[所谓「塔基亚」，见于《古兰经》有关章节，原意为恐惧、掩饰，盖允许信徒面对政治迫害时，可以隐讳自己的宗教信仰，放弃某些宗教习俗或礼仪。
] 逢禄以为，孔子知天命，乃受命制作《春秋》也。[班固，《汉书》卷56，页2509。
明此以北面，舜之为臣也。]，刘逢禄释曰： 天纵之，谓不有天下。
[何休、徐彦，《春秋公羊传注疏》，页719—721。」[康有为，《论语注》卷17，《康有为全集》六册，北京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07，页517。盖公羊家既视《春秋》为新王，则孔子虽以「素王」受命，亦有受命之符焉。董仲舒之后，汉人颇主此说。
不相其主而名其物，治有未定，物有不至，以至而效明王，必失之矣。（许维遹，《韩诗外传集释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0，页163）则此处所谓「微言」者，乃其言语中微露其意，而欲人晓之，似近乎「微旨」之义耶？]盖苏氏深嫉清季诸儒之说「微言」，曰： 近人好侈微言，不知微言随圣人而徂，非亲炙传受，未易有闻，故曰「仲尼没而微言绝」。
可见，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实因无土地以立其国，无人民以信其教，遂以「素王」自居而垂法后世耳，而汉人欲时君遵用孔子法度，乃造为「赤制」以神其说，其智术殆犹摩西、穆罕默德假上帝以神其教耶？ 孔子晚年作《春秋》而寓新法，然其规模尝大略施行于鲁矣，惜乎未曾真有国耳。此后凡驳孔子为「素王」者，多祖杜氏之说。
可以说，此义相对于「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」，更不得不为微言也。至哀公十一年，孔子自卫反鲁。